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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子中，導演巧妙地將Hugh Glass(李奧納多所飾演的角色)這位在美國西部幾乎是傳奇的冒險家人物，做了些轉換。其實，同樣的人物在1971年就已經搬上電影螢幕，片名Man in the Wilderness(荒野中的男人)，片中所要凸顯的印象是拓荒亡命的人，而原住民與大自然則是野蠻與兇險的象徵，是要襯托出Hugh Glass這個傳奇冒險人物的關鍵「背景」。
仁郁阿姨是被主編拉來，不只以精神分析看運動，連本書的出版連帶出現的台灣phobia副作用，或是其他作者被罷凌，都求教於這位現代薩滿。現代薩滿開始作法，把潛意識精靈召喚出來。看看在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到底有哪些路徑會讓人走出或走不出迷宮…..。女兒說：「媽媽，以後我也要學精神分析，我就可以用專業的語言講很常碰到的現象。」歐，乖女兒。專業的語言有她更大的企圖，因為「我」從來就不只是我。就如同一位女兒你介紹給我的詩人所言，I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I am, where I begin. 我們在存在之前，其實做了很多努力，不管是哪一種，包括網路上的嘴泡。喔，不，我們正面一點，談一談學運的參與者到底為何反叛，而個人如何靠著「社群」救贖那個走不出迷宮的我。Be 動詞可是不斷地出現在各種層次之間。
再來換Nakao姊姊了，這位姐姐就是一個好，脾氣很不好（這也是一種好，你知道嗎？！）Nakao姊姊就是搞不懂你們這些眼球只有90度角的人，她說一個獵人可是要有200度角以上的視野。你不只要只看到眼前，還要看到後面。不要只看到形式，可還有精神氣度。太陽花是正是負，你們還在吵。卻不知世界的開端不是論理，而是神話，就像「湯蘭花」一樣，一出聲就解決問題了，因為「當然啦！」（湯蘭花）。只有我們體認到太陽花和湯蘭花的距離，共同體才具有反省的內部動力，可以增加這個社群的正面能量。面對外來的結構性暴力，不要只看到結構，那你就中計了。別忘了，世界的開端是動詞，Au commencement était le Verbe. 我們需要的是動能。
據我小統計一下，在'Amis流行歌曲最常聽的詞彙，莫過於rarom這個詞的各種變化，如mararom konia tireng , mararom ko faloco', o kararoman, rarom ko harateng 都曾出現在歌詞中。Rarom有難過，寂寞，挫折，失望，和思念的意思。而maeden a samaanen 也是差不多每一首都會聽到的，可以翻成「怎麼辦？有什麼辦法？」我們也可經常聽到演唱者提到 'orip，「人生或生活」，或是一種「命運」；還有pinangan no fa'inayan「男人的習性」。此二者將人生的遭遇轉換成一種人（如男人）的本質或命運：如果我是'orip no pakoyoc，孤兒的人生／命， 我沒有其他選擇，maeden a samaanen（怎麼辦？有什麼辦法？）。 此外1920-1990的歌詞也習慣利用kinia tireng（這個身體）來代表第一人稱。跟中文歌壇的歌詞比起來，思念的對象也更加具體，因為所思念的人不是一個「你」或「她」，而是一個需要照顧的身體 (tireng)。當「這個身體很難過」，演唱者也會「思念你的身體」（maharateng to tireng iso)，叫你「照顧你的身體」(dipoten to ko tireng)。這種以tireng, 'orip和pinangan將偶然性（家貧如洗，要出外工作）轉為本質（男人的習性，這一身的命運）的人生態度，對2000年代後的歌手可能過於宿命，2000-2010年代已經很少聽到。
語畢，我們兩個都靜了下來，她輕嘆了一口氣 「唉！那些美麗的回憶…。」 美麗兩個字敲進我心裡，曾經和她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Shatila的（註1）破舊公寓裡聽他煩躁地抱怨Abu Y （註2）怎麼罵他、怎麼不公平對待她和她的兩個弟弟，和他一起上附近的市場買菜、買香水和化妝品，陪她洗菜切菜煮紅茶，在她與前未婚夫的吵架現場，還有那些一同在公寓外走廊煎熬無聊的日子、發呆回憶往事或看電視裡寶萊屋影集的時光、夜裡她與我分享日記揪心的分秒，讀她怎麼心痛那些已失去的，在敘利亞的美麗際遇...，她口中那些在黎巴嫩的「美麗回憶」，我也著實分享了一部份。
Umm Y 在剛遷至黎巴嫩聽到的喚拜聲，觸發了那關於齋戒月的畫面、味覺與氛圍的回憶，那些回憶像是被抽拉出來，成為她解讀眼前所見所感的素材。柏格森的理論把這樣的過程形容成：回憶在當下被實現 (memories become actual)，換句話說，我們受到當下事物的刺激，牽引出回憶來理解眼前的事物，重現在眼前、復活了的便是那些被運用上的過去。再仔細一些，柏格森解釋：「純粹記憶（pure memory）是沒有效用的。這種虛擬的記憶只能透過能觸發它的感知才能成真；且這種記憶沒有能量，只能向當下的感受借用生命和力量，才得以具體化成為現實。」 對Umm Y來說，用那些被牽引出來的回憶來理解當下，其實不斷提醒著她過去的Ramadan是怎麼度過的，而現在，又是怎麼樣的一幅令人失望的風景。每當談及對黎巴嫩的不滿，我的與談人總會在對話間提到「從前在敘利亞，我們都…。」我想，這便是回憶的侵擾，記憶受到當下的刺激而活過來，不斷闖入每個現在，那熱鬧團聚的過去與流落異鄉的現在比較，強烈的反差令人慨嘆。
「我想你好像我已經找到你，我對你訴說我的煩惱好像你就在身旁，像是你沒有消失、沒有死掉。我已不抱希望能找到可以訴苦、可以分擔我煩惱的對象。這一生到底有多難？我經歷的到底有多難受？我感覺這憂鬱快要摧毀我的生命，我在心中尋找，在我的回憶裡尋找一個我可以信任的人，除了你我誰都沒找到。你是我生命嚴酷的源頭、是我快樂的源頭、是我悲傷的源頭、也是我笑聲與哭喊的理由。所有事都變了，有些時候，我希望我沒有在這種處境下遇見你，有的時候，我希望是我死了而不是你。我抱著你仍活著、戰鬥著的希望待著，期待我仍存在你的記憶中…我的笑容回來了，帶著我的靈魂，我想像著我仍聽見你的聲音，你對我說：『信任你的真主 (Have trust in your God) 』當我聽到這，心中的希望開始不斷翻新。有的時候我想，要是我回到敘利亞，我會發現你就在我前方告訴我『我想你』，然後我會笑著重複著你的名字『Saif, Saif, Saif, 我愛你，我會保存與你的記憶，作為那嚴酷的根源、作為那生命的源頭。』」
我分享著M那些可愛又甜蜜的回憶，感覺那些鬥嘴好氣又好笑的時刻，M在描述這些回憶的同時，像是從當下抽離，在她回憶的夢裡重複感受她與Saif相處的每個細節和語句。這是柏格森定義兩種回憶的其一：「像是一幅完整細緻的表象、唯一一次經歷下的圖像，這種回憶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實情、動作、地點和日期，每當喚起這樣的圖像回憶，我們必須從動作的當下抽離、必須去珍視那些無用的圖像、必須有夢的意願。」這樣的回憶，總會牽引出失落感，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那個過往的圖像。讀著M的日記，我理解她的心痛與失落，但，同樣在她的悼念中，我看到她在傷痛裡治癒自己：“Have trust in your God.” 與Saif的回憶對Ｍ是如此珍貴，必須仔細的複習每個細節，這不只是因為Saif無可取代，更是因為，每一次進入回憶畫面所能渲染的喜悅，都是療癒且滋養的。在此，回憶是一種令人上癮的庇護，每一次的追憶都帶來失落，卻是能逃離現實的避難所。
移居，且是受迫的遷移，是所有關於生命裡時間的元素斷裂的開始，過去的回憶、未來的計畫、因時間累積的習慣全都重新洗牌，思索過的未來消失了，創造新的未來時，回憶又在眼前猶疑踱步，從M和Umm Y身上，我看到回憶給的困惑與拉扯，但也看到面對現實生活的能量與韌性，有些回憶縱然不能放手，但有些回憶，在生命的延續下，他們允許自己向前、運用過去的種種來面對當下。Umm Y曾在她的臉書狀態上寫下：「我得失憶才能重活一次」（“I need to lose my memories in order to live again.”; “inī bihājah lifiqdān al-dhākira kai a‘īsh min jadīd.” ）。在回應欄裡，是她女兒M的回應：「我親愛的媽媽阿，如果我們能抹去記憶，我們不會再懷抱希望地活這一生」（“My dear mother, if we could wipe off the memory, we would not live with any hope in this life.”; “habībtī yā immi, law naqdir namsah al-dhākirah mā kinnā ‘ishnā ‘lā ay amal bi hāl hayāt.”）
註1：巴勒斯坦難民營是在1947年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戰爭、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巴勒斯坦人大逃難後的產物，散布在巴勒斯坦鄰國約旦、黎巴嫩與敘利亞，至今巴勒斯坦難民的返國權(The Right of Return) 逐漸在國際上間的和平談判中被刻意忽略。在不同國家的巴勒斯坦難民因歷史與地主國的政策而有不同的命運，Shatila在60-80年代因巴勒斯坦抵抗運動（Palest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一時興盛過，但1982年以色列聯合黎巴嫩的長槍黨反擊屠殺掃蕩營區，傷亡慘重、基礎設施變得殘破不堪，巴勒斯坦人捲入黎巴嫩的內戰，被黎巴嫩本地政黨視為問題的根源，大部分的巴人從未享有公民身份，和在敘利亞的巴人命運天差地別，敘利亞的巴人享有大部分的公民權，大部分營區和本地地方發展相當。
Quain於1912年出生在美國北大荒北達科他州一個顯赫的醫生家庭中。父親Eric是來自瑞典的移民，在北達科他州與友人合創了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地方診療室之一的Medcenter One Q&R Clinic。母親Fannie更了不起，是該州第一個拿到醫學學位的女性，也是那裡第一個嬰兒診所的創始人。我們無法得知Quain的父母是否希望他們的兒子能夠繼承身著白袍的衣缽，但從他之後幾部著作的前言中可以看出，至少他的母親是相當支持他人類學的學業。他很早便展露人類學家那種對世界的好奇心，身為一個邊境小鎮之子，高中畢業後即遊歷了歐洲、中東、俄國與中國。1934年大學畢業後，他申請上了由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領導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班，並拜入Benedict門下，與另外位知名人類學者Margaret Mead也有密切的指導合作關係。Mead在當時主編的一本重要的文化相對論與比較方法著作《原始人群的合作與競爭行為》（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便邀了這位才22歲的小伙子寫〈伊洛奎人〉的章節。
1935年七月，Quain乘船前往斐濟的第二大島Vanua Levu進行為期將近一年的博士論文田野。結束後他回到北方老家，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完成博士論文（！！！），於1936年拿到博士學位，《斐濟村落》一書就是從論文改寫成而的。他在斐濟的研究最令人稱道的地方是其鉅細靡遺、且帶有Boas門派人文情懷的觀察描繪，使得這批距今八十年之久的資料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特別是他關於斐濟社會中相當少見的母系繼嗣與半族的紀錄，更是珍貴。我去年前往美國Smithsonian人類學檔案庫調閱Quain的斐濟田野資料，共有七盒，光是田野筆記就有二十五本之多，主題包括日常記錄、傳說、歌謠、土地、語言、儀式交換等等。其中關於歌謠的部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許是受到Benedict喜好詩詞的影響，他在做田野時敏銳地觀察到當地斐濟人對口語敘事藝術的喜愛，一些長者甚至能創作詩句，與所謂「詩人」無異。寫完論文後，他把這些現在幾乎已失傳的史詩、傳說、故事翻譯成英文，集結出版了《酋長的啟程：斐濟的史詩》（The Flight of the Chiefs: Epic Poetry of Fiji）一書，裡面包羅萬象的內容是太平洋原住民文學重要的瑰寶。
Buell Quain在斐濟的田野筆記（獲Smithsonian人類學檔案庫授權）
1930年底，隨著美國對南美洲戰略經濟考量的增溫，哥倫比亞大學在同時也派遣了一批最優秀的年輕學者前往巴西做研究，Quain也是其中之一。根據北達科他州一位記者多年後的專題報導，1937年Quain初抵巴西，旋即選定了一個在亞馬遜支流Xingú河上游的偏遠部落Trumaí作為田野地。1938年二月搞定經費後他正式踏上研究旅程，但卻經歷許多波折。巴西官方不斷試圖阻止他的研究計畫，說那邊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地方。好不容易獲准前往，他其中一艘載滿補給品的獨木舟卻翻船，這使他被迫只能在那裡進行三個多月的田野。物資用罄後，他暫時撤退到附近的政府哨站，結果被當成非法探勘金礦的白人，禁止回去。1939年他被轉派到一個與外界有較密集接觸的Krahô部落繼續他的研究。根據Benedict的傳記作者Margaret Caffrey的資料，在那裡Quain發現一種梅毒、結核、或痲瘋造成的皮膚病在流行，而他自己也被感染了。在一封日期為八月二號、寄給他的指導老師Benedict的信上，他寫到「我發著高燒，可能是一種傳染病，請務必將這封信消毒！」這封宛如遺書的信上提到他即將死去，並交代他剩餘的經費該如何處理。不久之後，他上吊的遺體在Krahô部落外的Carolina鎮附近被發現，地方政府調查的結果判定為自殺。在上述記者的報導中，他自殺的原因被認為是不想讓疾病感染到其他部落族人。他在Trumaí的田野筆記與日記之後經由他悲痛而堅強的母親打字校訂，交給了在亞馬遜流域做過田野的哥倫比亞博士生Robert Murphy補充潤飾出版成《巴西中部Trumaí印地安人》（The Trumaí Indians of Central Brazil），開了民族誌接力寫作的一個新例。
小說She's Gone Santa Fe是以Benedict的學生Henrietta Schmerler的故事為藍本。
回到Quain以及巴西那憂鬱的熱帶。沒錯，1938年中當他正準備前往Xingú河流域之時，已在聖保羅大學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的大師Claude Lévi-Strauss也正在規劃他首次的大規模田野調查。有別於Quain獨自一人的從容，以及他自己日後於《憂鬱的熱帶》中描述的那番一個人的浪漫，Lévi-Strauss的田野可是有老婆Dina陪伴（但田野結束後馬上分居，並在《憂鬱的熱帶》中被神隱）、且聚集了大批人馬物資。據其傳記作者Patrick Wilcken形容，有時候他團隊的人數甚至超越了一些他所調查的地點的原住民人數。其後勤補給之複雜，甚至讓隊伍中的學者開始寫起一種關於他們自己團隊的民族誌。由於猶太人的身份以及當時巴西偏法西斯的政治氛圍，Lévi-Strauss在申請研究許可時格外辛苦，最終巴西國家博物館強迫他接受一位巴西本土研究者Luiz de Castro Faria一同前往，實為就近控管。1938五月，Lévi-Strauss大隊人馬出發飛往中部雨林大城Cuiabá，卻很巧地沒有Castro Faria的機位。他只好辛苦地搭火車再轉渡輪，結果在船上巧遇同為人類學研究者的Quain。抵達Cuiabá後， Quain與Lévi-Strauss住到同一間旅館，並很快地建立起短暫的友誼。
依據Wilcken的資料，Quain有一天在與Lévi-Strauss聊天時，突然向他吐訴他此時已身染梅毒（在他處資料中，Quain自承梅毒是感染自在里約與一位女護士的「邂逅」）。Lévi-Strauss建議他趕快回到里約接受治療，但他在當地待了一段時間後，仍舊依照原訂計畫前往Trumaí。這個記載，很顯然地與他寄給Benedict的那封遺書有明顯的差距。Wilcken關於Quain的資料也與北達科他州記者的報導有不小的出入：Quain在Trumaí的田野工作是被巴西印地安原住民保護單位基於某些原因終止的，並把他召回里約。在里約等待之時，他巧遇一位瑞士人類學者Alfred Métraux（日後也是以自殺結束生命）。據後者的回憶，他在酒醉的狀況下談到他在Trumaí的經歷，以及自己梅毒的症狀，聲音大到他的同伴在旁必須輕聲制止。之後在Krahô做田野的某一天，他接到幾封家書，讀完之後馬上把信燒掉。幾天後，他找了兩位村民當嚮導離開村落前往附近城鎮Carolina。在路途上，他寫了一封信給巴西國家博物館主任Heloísa Alberto Torres，內容與給Benedict的那封十分類似。他在信中表示自己「身患傳染病，收到此信時我已死去，請將之消毒，並把我的田野資料交給博物館處理。」當晚，他試圖割腕頸自殺，不成，最後在附近樹上上吊。
這部電影2011年9月在韓國上映，是票房冠軍，包括總統李明博在內，觀影人次超過570萬，相當於南韓人口的十分之一；2011年11月北美上映（片名：Silenced）；2012年6月香港上映（片名：無聲吶喊）；2012年8月日本上映。獲義大利Far East Film影展黑龍獎與觀眾票選第一名、韓國電影記者票選2011年最佳電影。
《未生》（미생）是韓國漫畫家尹泰鎬的網路漫畫。尹泰鎬是韓國當紅的漫畫家之一，師承韓國國寶級漫畫家許英萬門下，許英萬就是韓國人氣電影與電視影集《食客》原著漫畫的作者。尹泰鎬的網路漫畫《未生》，以社會新鮮人的視角描繪職場的面貌，被稱為「工薪階層教科書」。這套漫畫獲得2012年韓國資訊大獎(2012 Korea Contents Award)漫畫部門總統獎，以及2013年韓國國會大獎之最佳漫畫獎，網絡下載紀錄超過100萬人次，也創下出版漫畫超過二百萬本的銷售紀錄。
經過漫長的訴訟及研究，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在美國時間4月27號宣布，將遵照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Native American Grave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把Kennewick man歸還給北美華盛頓州的原住民，似乎將為這段美國考古學家與原住民間糾纏20年的故事畫下一個句點。雖然這不同知識體系的論戰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但這事件一方面讓考古學家深刻感受到考古詮釋本身的不確定性，更顯示出考古學知識可能如何被當代社會運用來合理化原有的權力架構。
由於這付遺骸出土地為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所擁有，遺骸因此屬於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部隊依據1990年代通過的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決定將此遺骸交還給當地原住民社群，原住民社群則決定將此遺骸重新埋回一個祕密的地點，並將此人骨稱為"The Ancient One"。然而此舉引起一些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的抗議，認為此舉將嚴重損害科學研究，一具如此古老幾乎完整的遺骸是多麼難得的發現，透過遺骸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最早美洲人的可能生活狀態、飲食習慣、年齡、外觀及死因等等，一旦將其埋入地下，所有訊息將無法復原，於是這些考古學家決定提起訴訟，認為這付遺骸年代過早，當代原住民無法證明與其之間的關係，因此不適用於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當地原住民則強調，依據其口傳歷史，其祖先自古即在此居住，所以此遺骸為其當然祖先。此案到2004年，美國法院以此遺骸年代過遠，無法直接證明原住民與其間的直接關係，故判定不適用於此法，遺骸由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繼續擁有。此舉引起原住民社群極大的反彈，使得原住民與考古學家的關係更形緊張，在2005年，學者針對此一遺骸進行為期16天的「科學」分析，而分析的結果分別於2014及2015年出版。
其實事件發展之初並非所有考古學家都贊成這項訴訟，美國考古學年會便發表聲明反對考古學者提起訴訟，強調需要透過與原住民社群合作來解決紛爭，研究美洲早期人群歷史的考古學家 David Hearst Thomas更在2001年直指Kennewick man並非只是關於科學或是宗教之間的爭議，而是政治議題，是關於權力及控制，是關於誰有權力訴說美國歷史，興起訴訟只是讓原住民社群與考古學者產生更大的裂縫，彼此間的隔閡越難跨越。可以想見的，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掌控論述的一定不是原住民社群，法院的判決只是更加彰顯當時權力關係的樣貌，〝科學〞也只是讓此判決合理化的工具。
從Kennewick man/ the Ancient One的事件可以看出考古學家研究的向來不是一個存在於另一個時空的社會，而是與當代息息相關的社會，而考古學家所做出的任何論述都有可能會影響著當代的人群，更重要的是，面對這樣一個充滿可能的的過去，考古學家應該更謙虛，承認自己的有限，更開放的思考各種可能的過去；而面對真實生活的當下，則應該更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論述將如何合理化甚至加深原有不平等的權力架構，更加謹慎的面對自己的研究成果。
依據導演Ciro Guerra接受The New York Times的訪問，這一段是依據19世紀在巴西傳教且吸引上千跟隨者的宗教狂熱份子Anizetto的事蹟改編而成。導演認為，亞馬遜流域充滿了各種精靈，當居民的靈性剝奪後，這種靈性真空狀態就很容易被基本教義派與瘋狂所充滿。在電影中，彌賽亞將聖餐禮儀中所有以象徵的方式所進行的宗教儀節，全部按照字面上的意義來加以實踐，並且以衝破文明教化外衣的極度狂野方式來體現「食人」這個意象。
除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統治與基督教傳教的過程中的種種暴力，亞馬遜的夢境本體論與夢境做為認識的中介、透過身體感官與記憶來習得知識。這當然是做為西方強調透過可觀察的事實、各種再現媒介（文字、繪畫、相片、標本、樂譜）以及邏輯論證來認識、記錄、保存並傳承有關「真理」的知識對照組。看到電影中的人談論「我（們）如何認識世界」或「知識如何可能」的段落，夢境本體論所呈現的世界，讓我想到Eduador Viveiros de Castro 的論點。他指出，亞馬遜印第安人有關人如何認識世界及其知識，是建立在多元自然主義的本體論之上：人與自然萬物是擁有同樣思維，且能彼此理解，差別在於各自擁有不同的身體。這對比於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亦即，所有人類都擁有相同性質的身體，但各有不同的思維與理解方式。以此觀之，當巫師稱呼馬固人「沒什麼人性」的評語，或許可理解為那些人「不太像人」，在亞馬遜叢林中，有別於人（與所有物種）的存有，很可能也是無法溝通裡相互理解的存有，就是那「喪失過去種種記憶」的靈魂了。
在香港這個有著七百二十多萬人口的城市中，外籍家務傭工超過三十三萬人。其中菲律賓籍的傭工約佔一半。香港政府規定外籍傭工必須住在雇主的家中，每七天至少享有一天的休息時間。這個規定很容易就被僱主解釋為每七天只能有一天休息的時間（然後為了雙方的方便，這一天就約定成俗的幾乎都落在星期天）。而且為了保護家中「工人姊姊」的安全（或是避免她們「傻傻的在外面鬼混」），這一天還會縮減為晚上九點或是更早，宵禁時間到之前要回到家。在星期天白天這段難得的自由時光，各式各樣的菲律賓社群活動紛紛展開。有宗教團體的聚會，生日和歡送會，各種地方和興趣團體的組織會議，勞工和人權的相關倡議活動，運動競技，還有琳琅滿目的選美活動。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但是可以保守地說，每一個星期天在香港各處都有不只一項的選美（或是才藝競賽）活動。這些活動幾乎全數都是公開的。舉辦的地點涵蓋香港各區的公辦活動中心，堅尼地城的 Bayanihan Center （香港政府委託菲律賓社群經營的外籍傭工活動中心），中環或是銅鑼灣的酒吧、餐廳、和卡拉OK，以及最受歡迎也最富盛名的中環遮打道。參加競技者需要負擔一部分的註冊費和準備競技的費用；組織者需要負責找贊助商（幾乎全是貨運公司，旅行社，通訊公司，銀行等等做菲律賓族群生意的商人）；但是參與的觀眾則是全部免費的。只要你知道哪裡有活動，每個星期天都能進入活動中心或是坐在街邊，不僅為參加選美的競技者加油，同時還可以欣賞各種免費的歌舞活動（表演者不乏在香港各大旅館駐唱表演的菲律賓籍歌手和舞者，或菲律賓來的大明星們）。即便如此，就如同那位司機大哥的理解，在我周遭的香港人，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來港讀書的學生等，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些活動的存在。以選美和才藝競技活動的能見度（在中環熙來攘往的遮打道大馬路上！），舉辦的頻率之高，和歷史的悠久（從八零年代中末期開始就有），確實讓人匪夷所思。只能說有一堵看不見的牆，像什麼科幻小說一樣，屏蔽或扭曲了眼睛所見的光景，耳朵所聽的樂音。
領導人是人類學家的狀況不用設想，當今就有兩個真實的例子。2014勝選的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是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多年前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時曾在TED上暢談拯救阿富汗的方法，認為必須與企業合作創造工作機會來根除地下毒品經濟、避免依賴金援。2012接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金墉則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曾與另外位知名行動派人類學者醫生法默（Paul Farmer）合創「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這個非營利組織，致力在貧窮國家中以地方社群為單位推動醫療工作。兩者的上台，讓人類學界大感振奮，希望看到常居批判位置的人類學家能在上位推動改革、帶來新的氣象。然而，在就任總統一年多後，甘尼面對的是依然未解決的諸多國家問題，其近乎獨裁的作風也引人非議。另外方面，金墉將世界銀行轉變成以發展項目為主要單位（而非國家）的體制改革、以及與屬下不良的溝通也引發內部不小的反抗浪潮。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多年前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時在TED上暢談拯救阿富汗的方法
然而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兩位當代人類學者領袖，而是十九世紀一位不務正業開創了親屬研究的邊境城鎮律師、美國民族學先驅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唸過人類學史或熟稔馬克斯與恩格斯社會演化理論的讀者，必定不會對摩根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是最早提出人類社會透過物質技術的進步而由採集逐步進展到農業社會的學者，也是少數著作曾被馬克斯、達爾文與佛洛伊德引用的理論家。摩根從來沒有當過任何機構體制的領導人，但也算是半個政治人物，曾以共和黨員的身份當選紐約州議會議員。他參選公職的真正目的其實是希望能夠累積足夠的政治聲譽，讓他得以被總統提名為印地安事務局的主任 — 他最夢寐以求的職位。
我認為若人類學者當上總統這個能力深受科層體制限制、出來亮相致詞的機會卻極多的職位，或許最大的建樹會是本著人類學全貌包容的訓練，扮演好連結不同階層、族群的「橋樑」角色，即便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功用。芭樂人類學曾討論過許多臺灣政治人物的「綽號」或原住民給予參選人的「族名」，可見此類符碼有多重要。事實上，在美國「橋樑」的意象就時常與總統連結在一起，而最有名的莫過於柯林頓1996年的競選標語：「搭造一座通往廿一世紀之橋」，「橋樑」一詞在其就職演說中更出現了二十六次之多。歐巴馬也是著名的橋控，曾有一篇分析文章點出他非常喜歡在橋下、橋旁發表公開演說。就象徵意義來講，哈佛大學文學評論家蓋茲（Henry Louis Gates）教授曾說過身為非洲黑人與美國白人之子，歐巴馬本身就是一座橋樑。知名傳記作家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為歐巴馬寫的傳記也簡潔地以「橋」為書名。如今即將卸任的他儘管評價褒貶不一，但他在任內確實勾連了許多過去被認為無法跨越的鴻溝，如同性戀權、古巴破冰等等，可謂不辱「橋樑」之名。
